別做朋友圈裏的“紅包乞丐” 得不償失

□楊朝清

中秋連國慶，不少在微信上被討要紅包的朋友備受困擾。事實上，春節、情人節、五一、七夕、中秋、國慶、聖誕……每個節日來臨之前，微信和支付寶上總會出現這樣一群以節日為藉口群發微信討要紅包的，要的金額都不多，可是次數頻繁。他們也被網友們調侃為“紅包乞丐”。(9月29日《東南早報》)

微信朋友圈在本質上是一個小型的熟人社會，親人、朋友、同學和同事構成了形形色色的社會關係網絡。微信是基於“關注”和“被關注”的信任鏈，依賴於人們之間的社交關係網絡完成，而非目標不特定的信息傳播。有了信任作為社會聯結的紐帶，微信成為人們情感表達和社會互動的“第三空間”，成為人們發展非功利性社會關係的平台。

然而，在工具理性的裹挾下，微信朋友圈不可避免會上演“變形記”。不論是代購推銷，還是“拉票圈”，抑或“紅包乞丐”，微信朋友圈被過度利用和消費成為一種無奈的現實。和現實世界的乞丐“漫天撒網”不同，虛擬世界的“紅包乞丐”走的是“定向索取”的路線，讓被索取的人們陷入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

“紅包乞丐”之所以讓人反感甚至心生厭惡，就在於它形成了某種意義上的“道德綁架”——給不給紅包、給多少紅包成為衡量兩人親疏遠近關係的一根標尺。情感關係到底是一種長期關係，“紅包乞丐”則是一種短期的利益變現；這種將情感關係工具化的做法，是對以社會信任為核心的微信朋友圈的巨大損傷。

“紅包乞丐”的背后，投射多重社會心態的整合影像。不論是哭窮，還是炒作，抑或忽悠，“紅包乞丐”並不是為了解決生計問題，而是為了吸引社會的注意，即使引起否定性、負面性的注意也在所不惜。

盡管在做法上有些強人所難，“紅包乞丐”也隱伏另類的利益訴求。“紅包乞丐”之所以樂此不疲，並非是想通過這樣的方式“口袋滿噹噹”，而是想尋求一種歸屬感和社會認同，同時也是對堅硬現實的某種柔軟抵抗。“紅包乞丐”試圖以一種新的方式實現與自我的和解、同群體的交流、對社會的融入，盡管初衷良好，卻方法僵化，讓熟人之間的良性互動走調、變味。

“紅包乞丐”原本只是一種自我紓解、拉近社交距離的方式，卻由於陷入了竭澤而漁的“公地悲劇”，既給他人帶來了利益損傷和精神傷害，也降低了自己的社會評價和社會認同，真可謂得不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