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 兩美國學者揭示央行對抗通膨關鍵

2026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揭曉，美國經濟學家霍爾（Robert E. Hall）和伍德福（Michael Woodford）共同獲獎，表彰兩人為宏觀經濟穩定政策奠定微觀基礎的開創性貢獻。

瑞典皇家科學院周一(12日)宣布，將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史丹佛大學教授霍爾及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伍德福。

兩位學者將家庭與企業的決策行為納入宏觀經濟模型，重新詮釋凱因斯主義，為央行與政府應對通膨、經濟衰退及能源危機提供更完整的理論架構。

經濟學獎委員會主席 John Hassler 表示，兩人的研究有助於政策制定者理解經濟衝擊，並更有效地評估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影響。

霍爾 1943 年出生於美國加州帕洛阿爾托，1967 年取得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伍德福 1955 年出生於麻薩諸塞州奇科皮，1983 年取得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

傳統凱因斯理論遭遇挑戰 1970年代滯脹成轉捩點

凱因斯主義興起後，透過逆週期政策穩定經濟逐漸成為主流思維。當經濟衰退時，政府可擴大財政支出、央行降低利率；經濟過熱時，則採取相反措施。

然而，1970 年代石油危機引發的滯脹，讓傳統宏觀經濟理論面臨重大挑戰。當時經濟成長放緩、失業率攀升，通膨卻同步走高，與傳統模型預期的通膨和失業率反向關係不符。

過去的凱因斯主義模型主要依賴通膨、消費、失業率及產出等總體變數之間的統計關係，例如失業率上升通常伴隨通膨下降，家庭所得增加則帶動消費成長。

但這些關係並非始終穩定，一旦經濟環境或政策改變，原有統計規律可能失效，削弱模型預測政策效果的可靠性。

霍爾與伍德福的研究，正是試圖從家庭和企業的個別決策出發，解釋宏觀經濟變化背後的運作機制，回應傳統模型缺乏穩固微觀基礎的問題。

霍爾重新解釋消費行為 未來預期成關鍵

霍爾的重要貢獻之一，是重新檢視家庭如何決定消費與儲蓄。

他在 1978 年提出，若家庭根據對未來收入的預期安排消費，在沒有新資訊改變預期的情況下，消費變化就不應能被系統性預測。

這項研究意味著，家庭消費不只是當期所得的反映，也與人們對未來收入的判斷密切相關。

1982 年，霍爾與經濟學家 Fredric Mishkin 進一步利用家庭微觀資料研究，發現約 80% 的樣本家庭，其消費決策符合相關理論，其餘家庭則較接近「量入為出」模式，消費直接受到當期收入及可動用資金限制。

這些研究協助經濟學家區分不同家庭的消費行為，也為後續宏觀經濟模型建立重要基礎。

伍德福建立新凱因斯模型 連結利率、產出與通膨

伍德福則進一步將家庭消費、企業定價及市場預期整合進新凱因斯主義宏觀經濟模型。

2003 年，他在相關著作中系統性闡述由三個核心方程式構成的分析架構，用以解釋利率如何影響經濟產出與通膨，以及央行應如何運用貨幣政策穩定物價。

模型強調，家庭消費受到未來收入與利率預期影響，企業定價則取決於生產成本、市場需求及未來價格走勢。

由於企業不會隨著成本或需求變化立即調整售價，價格具有一定僵固性，使需求變動得以影響實際產出與通膨。

伍德福也將「產出缺口」納入分析，用以衡量實際產出與自然產出之間的差距。

當產出缺口為正，代表需求相對強勁，可能推升通膨；若產出缺口為負，則反映需求不足。央行可據此判斷經濟情勢，調整利率政策。

政策預期影響經濟 央行溝通成重要工具

兩位學者的研究也凸顯，貨幣政策的影響不僅來自實際利率調整，還包括家庭與企業對未來政策的預期。

例如，央行除了透過升降息改變借貸成本，也能藉由說明未來政策方向，影響民眾對通膨、收入及利率的判斷，進而改變消費、儲蓄與投資決策。

這也為現代央行廣泛使用的「前瞻性指引」提供理論支持，使政策溝通成為貨幣政策傳導的重要環節。

從能源危機到通膨衝擊 為政策決策提供依據

兩人的研究也有助於解釋，為何能源價格飆升可能同時造成通膨上升與經濟產出下降。

當能源成本快速增加，企業生產成本上升，經濟潛在產出可能受到壓抑；若需求未同步減弱，通膨壓力便可能進一步擴大。

面對這類供給衝擊，央行必須在經濟成長與物價穩定之間取得平衡，而不能僅依賴傳統通膨與失業率的統計關係制定政策。

如今，新凱因斯主義模型已廣泛應用於各國央行及財政部門，並可依不同經濟結構進行調整。

霍爾與伍德福的研究雖然無法消除經濟衰退或高通膨，卻讓政策制定者能從家庭、企業及市場預期出發，更有系統地理解經濟波動與政策傳導機制，為現代宏觀經濟穩定政策奠定更扎實的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