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維系全球霸權的六個關鍵要素

作者宋國友系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中美經貿關係、中國對外經濟戰略、國際政治經濟學、美國經濟；羅艷琦系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

內容提要 美國獨立以后，不僅成長為全球性大國，而且成為擁有能力和意圖的全球霸權國家。美國問鼎霸權的方式與歷史上其他大國相比有所不同，既有傳統的政治秩序的穩定、經濟實力的發展、強大的軍備等因素，也有利用國際制度維護鞏固自身權利，利用文化、輿論等塑造有利於自身的政治話語氛圍等獨具特色的手段。總體來說，強大的自身實力作為基礎，國內制度和國際機制作為保障，再加上靈活的外交，共同造就了美國的全球性大國地位。但是也應看到，助其成為霸主的因素，也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成為不利因素，漸漸給美國社會帶來包袱。

當判斷一個國家是否為“大國”時，主要的標準是實力因素。實力包括兩個方面：該國自身的能力和對外的影響力。要成為全球性大國，不僅要自身實力過硬，還需要在全球范圍內具有廣泛影響國際事務或他國政策的能力。如果其影響力只局限在一定地區或某個問題領域，那么它只能被稱作大國或地區性大國。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全球性大國並不等同於霸權國家。

霸權國家除了要具有強大卓越的實力，很重要的一點是“領導的意愿”，正如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所述，“霸權是一國有足夠的能力來維持治理國家間關係的必要規則，並且有意愿這樣做”。在同一時期，往往霸權國家只有一個，但可以同時存在多個全球性大國。

換句話說，成為大國主要是實力方面，而成為霸權國家還要包括意圖因素。美國不僅具有全球性大國的實力，而且具有發揮全球實力的意圖，因此美國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全球性大國，而是全球霸權國家。

如果以美國19世紀末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作為其躋身全球性大國的起點，美國成為全球性大國已歷時百余年。經過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美國更是成為名副其實的全球霸權，其影響力幾乎遍布世界上每一個角落和所有問題領域。

步入21世紀以來，在經歷了9·11事件、新興國家的快速發展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之后，盡管新興國家群體性崛起，國際格局發生了新的重大變化，但目前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全方位與美國進行有力的競爭，更不用說對其形成可信的挑戰。

可以預見，在未來較長的一段時間內，美國的霸主地位仍將繼續。有鑒於此，研究美國成長為全球性大國並且維護其全球性地位的要素就顯得既富有戰略意義又有現實意義。本文將主要從國內政治穩定、經濟發展、軍事實力、國際制度建設、對競爭對手打壓、社會文化六個方面，分析美國成為全球性大國及成長為世界霸權國家的要素。

國內政治社會秩序的穩定

“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其內。”在美國成為全球性大國的各項因素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國內政治及社會秩序的穩定。穩定的國內政治是美國霸權得以確立和延續的基石。美國幾乎是世界上政局最穩定的國家，自19世紀后期確立世界經濟第一的地位以來，美國國內未發生政變、革命或者是其他形式的嚴重內亂。

即使有席卷全國的民權或者反越戰等抗議示威活動，受到沖擊最多的是某一屆政府或者政黨，沒有動搖由憲法所確定的美國基本政體。

究其原因，首先，從制度主義的視角看，美國擁有一套完善的政治法律制度。美國憲法確立的三權分立的政治原則，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彼此獨立又相互制約，形成既分工又牽制的政治運行制度。

總統、國會、法院等各部門形成一套有效運行的“國家機器”，並且由於政治選舉與競爭都是在法律的規範下進行，所以換屆、人員輪替對國家機器的運行影響有限。

長期看來，由法律制度保障的國家機器的穩定保障了政治秩序的穩定。即使有些美國政府領導人可能制定無效甚至愚蠢的政策，使得美國的國家利益遭受一時之挫折，但由於制度本身具有“糾錯”功能，一旦某人或某屆政府的治理出現嚴重問題，通常會遭遇下臺結局。

換屆之后，新政府或者國會出於回應民眾訴求、總結前任教訓等原因，通常也會做出政策調整。這種“糾錯”能力推動美國政府治理處於大致正確的發展方向，即對外維護國家利益，對內滿足民眾的訴求。

反觀歷史上美國的競爭者們，大抵沒有如此穩定的政治架構來保證國家長時間發展：或因戰爭失敗，或因內部動亂，競爭者原有政治體制面臨瓦解和終結，自動喪失了與美國較量的主體資格，進而被美國收編，或者在很長時間內不得不處於次強國家的行列。

事實上，政黨利益分歧、精英政治、政治獻金等問題也使得美國政治體系出現裂痕，但美國的公民社會始終無法提出有效的改革方向。民主環境下的各種社會意識、利益團體在許多社會問題上，例如全民醫保、槍支管理、環境問題等，矛盾不斷銳化，難以達成共識，因此美國政治變革的難度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遠遠大於集權國家。

另外，在民主公開的環境下，各種群體都有表達自己利益訴求的權利和渠道，但是利益集團的實力不同，影響政策的能力也不同，在一些群體的訴求能被決策者所采納的同時，有些群體的訴求總是被排除在政策之外。

所以，美國現有的政治體系雖然不能根治各類社會矛盾，但卻能保證各方基本權利得到最基本的保護，“雖然不是最好的，至少不是最壞的”，從而穩定其國內政治環境。

另外，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美國得天獨厚的地緣條件也從客觀上保證了其擁有相對穩定的地緣政治環境。身處廣闊的美洲大陸，東西有大洋阻隔，南北僅有加拿大與墨西哥等少數鄰國，周邊關係簡單，不似處於亞歐大陸上的國家往往大國環伺，各國競爭激烈，關係復雜；幅員遼闊，物產豐富，進可攻退可守

自19世紀中葉以來，美國在孤立主義政策的指導下，不干預歐洲老牌列強的爭霸，而是致力於將拉丁美洲發展成為自己的勢力后院，限制歐洲及其他外部勢力對此的干預，從而獲得了優越的發展環境。這也是之后美國政治秩序以及經濟得以長期穩定的客觀外部原因。

強大的經濟實力

“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蘇轍，《上皇帝書》）在國際舞臺上，美國強大的經濟實力是其維持大國乃至霸主地位的基礎。經濟大國不一定是經濟強國，要稱得上“強”，需要在生產、貿易、金融等經濟的各方面都擁有並維持明顯的優勢。

首先從生產方面來看，經過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推動以及二戰后全球分工新格局的形成，美國的優勢產品廣布於各個產業部門。從初級的農產品(000061,股吧)到最前沿的高科技產品，大至波音飛機小至電腦晶片，美國在先進科技、生產管理方式組織下生產的產品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所以它們不懼競爭，且在利益驅動下，對外部市場充滿擴張的欲望。

跨國公司作為現代經濟的特殊組織形式，也被美國企業廣泛采用。跨國公司將全球的優勢資源集中組織，加以利用，將產品研發、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環節放在美國國內，而將資源密集、勞動力密集、低科技含量、低附加值的環節置於發展中國家，既降低了成本，也保證了在全球范圍內擴張的同時核心技術和資源的安全。

其次，從貿易方面看，美國一直重視海外貿易的拓展。美國經濟實力的上升和對外貿易的擴展直接相關。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美國是全球第一大貿易順差國。為了維護其貿易優勢地位，美國一直標榜自身對自由市場的推廣。

事實上美國對外貿易可以分為兩個階段，19世紀和20世紀70年代以前，當美國產品在全球具有顯著競爭優勢時，美國主張的是“自由貿易”，確保其產品能夠自由進入其他國家市場；20世紀70年代以后，當美國產品不具有全球優勢時，美國在全球范圍內更多推行的是“公平貿易”。

其主張的貿易規則絕不僅僅是完全的自由貿易，自由的程度、自由的范圍都是緊緊與自身優勢產業掛鉤的。美國利用其對國際制度的主導作用，在國際貿易規則制定時更多的反映自身利益訴求，將對其有利的規則偏好以制度、組織的形式固化下來。這對於其他國家尤其是與其經濟結構、水平有巨大差異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便是制度的不公平，無怪乎新興國家呼吁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

第三，從金融方面來看，美元作為世界主導性貨幣，是各國最主要的外匯儲備貨幣，也是國際貿易中使用的第一大貨幣。

雖然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元不再與黃金固定掛鉤，但至今仍有許多國家采取“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將本幣與美元建立聯系。布雷頓森林體系雖已瓦解，但建立起來的世界經濟金融體系仍然運行著。

並且美國國內金融市場活躍，對外投資和吸引外資的能力都很強，這就將世界經濟牢牢控制在以美國為中心的范圍內。其實從美國的政策來看，經濟政策從來都是和外交政策相配合的。

從20世紀初的金元外交，到二戰后的馬歇爾計劃，都體現了經濟利益與政治目的交織，共同為美國的霸權地位服務。

在經濟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各國相互依賴程度更加深入。在此浪潮之中，任何國家都不能獨善其身。雖然不對稱相互依賴可以作為一種權力的來源，但是在一個緊密聯系的世界里，事實上減少了可以采取的打擊對手的選項——任何打擊或削弱對手的方式都可能對自身造成損害。

隨著國際交往的不斷密切，國家不再是國際關係單一的行為體，多元主體的參與使得國際關係更加復雜。尤其是經濟主體，如跨國公司、跨國利益集團，由於經濟活動的逐利本性，在行為決策時優先考慮的是其經濟利益，並不完全是該國的政府政策，甚至往往與政府精英所定義並執行的國家利益南轅北轍。

所以在看待美國經濟實力與霸權地位時，不能將整個美國社會、美國經濟領域的所有企業、公司決策者看成萬眾一心、共同為了美國的霸權地位而齊心協力的整體，而是應該認識到在國際關係中行為主體的多元化對國際事務的影響，並非簡單的原因結果導向，而是多種因素復雜作用的結果。

軍事力量的保障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兵法》）槍桿子里出霸主，不僅是美國的信條，也是美國的實踐。和西方歷史上任何霸權國家一樣，美國霸權的確立與鞏固一直離不開其強大的軍事后盾。軍事力量是美國維護其大國與霸主地位的必要支撐。單從軍費開支來看，美國長期以來都是全球軍費開支總量和人均最高的國家。

美國的國防開支長期占全球軍費總開支的40%以上，為其后15個國家軍費預算的總和。即使面臨經濟危機和財政困難，美國也從未真正減少過國防開支，而是一直以縮減剩余力量、調整軍種間資源分配作為手段，根據國際環境的更迭，並站在軍事戰略發展需求的高度，以更高的效率從根本上保證其軍事實力的穩步增強。

冷戰結束以后，美國國會在五角大樓高層的反復呼吁下，篩選並延續了大量昂貴、針對冷戰開發的軍事研發及生產項目，以保持對潛在戰略對手的絕對優勢。在經歷了近年來的反恐戰爭以后，美軍能力又在特種作戰、網絡戰、情報搜集以及無人機打擊方面得到了極大擴展。

這些案例都足以證明美國的軍事規劃者的戰略遠見是立足於實戰，與時俱進的，並在某種程度上引領了全球軍事發展變革的潮流。盡管新興國家奮起直追，並在部分領域取得了能與美軍抗衡的能力，或者在某種程度上形成戰略均勢，但此類能力多數屬於非對稱戰爭環境下的局部優勢。

從軍事科技水平以及綜合作戰能力來看，美國在全方位戰爭中仍占有壓倒性優勢。不論是核威懾、戰略武器、還是常規作戰經驗，美國均占有明顯的優勢。從全球軍力部署來看，美國在全球各區域都有戰略部署，尤其是海上戰略頻道和對其有重大利益地區，擁有極強的遠程部署能力與經驗。

這既是美國強大軍事實力的反映，也確保了其對突發事件的強大軍事干涉能力和快速反應能力。

依據雙層博弈理論分析美國對軍事建設和軍事力量的重視，可以從內政與外交的互動層面來考察。從外交方面看，和平與發展並不是美國對國際形勢的長期判斷。美國外交中根深蒂固的現實主義傳統決定了將武力作為其霸權地位保障的戰略選擇。

為了展示並維護其大國地位，為其軍事機器提供實戰機會，美國從來都不怯戰，可以說，美國是最為窮兵黷武的國家。從內政方面來看，美國國內政治深受利益集團的影響，軍工利益集團一直是美國政策的重要影響者。

20世紀50年代，艾森豪威爾總統就在演說中提到由軍隊、軍工企業及代表其利益的國會成員形成的“軍工復合體（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對美國政策的強大影響力。這種影響力直到今天仍在繼續。

在這種內政外互動動的作用下，美國重視其軍事力量的建設、展示和使用，甚至以發動戰爭和贏得戰爭為動員國家的有效手段。冷戰以來，幾乎每位總統都有主導發動的針對特定國家的戰爭。借助戰爭，美國施展肌肉，打壓異己，威懾他國，拉攏盟友。不論是發動戰爭的頻率還是造成的全球傷亡都遠超其他國家。

“兵者，兇器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孫子兵法·作戰篇》）美國對軍事實力的依賴既是其問鼎世界霸權的利器，現如今亦成為維護霸權地位所需要負擔的沉重代價和對其外交戰略思維上的主要限制。

美國龐大的戰爭機器不但是國內經濟的巨大負擔，同時也是國內政治中最尖銳的矛盾之一。作為全球第一的軍事強國，美國在國內民生投入上卻飽受社會公知的抨擊：普通公民享受的教育、醫保以及其他社會福利水平，仍遠低於大部分發達國家。然而，美國的決策者們依舊以維護國家安全的名義發動戰爭並擴充軍備，軍費開支常年高居不下，並屢屢侵犯公民隱私（從普通美國公民到他國政要）乃至基本人權。

軍工復合體背后龐大利益集團對美國政壇的強大控制，加上政府對反戰呼聲屢屢置若罔聞，這已經使得后冷戰時期美國政府的公信力大打折扣。美國的海外軍事存在給其國際形象制造了諸多負面影響，全球2013/2014年win/gallup international survey中，來自65個國家的66000名受訪者中，將近四分之一認為美國是對全球和平的最大威脅。美國軍事強權對他國的主權侵犯，以及無辜平民的巨大傷害，引發了全球范圍內反美情緒的高漲。

從最近的阿拉伯之春就可以看出，當獨裁政權被人民推翻后，雖然被美國稱之為“民主的勝利”，但是地區內的反美情緒卻在新生政權中體現出來。美國在全球的軍事部署同時也是對其他國家安全環境的直接威脅。

這一壓迫性的威脅往往迫使新興國家，只能通過不斷挑戰美軍在其周邊的軍事存在以爭取更多的生存空間。這種不進則退的博弈使崛起中的新興國家，不得不以進攻性現實主義的方式來看待與美國的關係，進而增加了美國對他國的軍事擔憂以及卷入地區衝突的可能性。

在面對綜合實力弱於自己，但是卻又因各種原因無法與之一戰的戰略對手時，美國雖擁有軍事優勢，但處處掣肘，難以運用，正所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國際制度建設

“仁聖之本，在乎制度而已。”（白居易）強化國際制度的創設、維護和更新，讓美國的利益和理念轉化為國際體系的整體利益和理念，既是美國霸權地位的體現，也是幫助維護其霸權地位的重要手段。

美國在確立起全球霸主地位之后，就開始著力於在全球范圍內建立以美國為中心的霸權制度體系，例如政治及綜合方面的聯合國（un），貿易領域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金融領域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軍事領域的北大西洋(600558,股吧)公約組織（nato）、與相關各國建立的雙邊或多邊軍事同盟體系，以及在其他治理領域的國際制度與機制。

各問題領域、各層面的國際制度與機制交織交錯，形成復雜的問題網絡，而主導國家在其中的影響力可以橫向或縱向進行擴展。

美國主導建立的國際制度體系的要義是強化和延續美國的全球支配能力。與軍事或經濟等剛性力量不同，制度能夠以一種較為隱蔽的方式支撐起美國的領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全球主導能力就是全球議程設定能力，憑借其在全球制度體系當中的主導地位，美國實現了對全球議題的主導。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主導的全球制度網絡並不是只有美國一個國家獲益，許多國家分享了制度紅利，利用國際制度發展自身力量，壯大自身的影響力。

這種情況不能簡單地歸為“搭便車”現象，因為一方面，這類國家利用美國主導建立的國際制度和機制發展壯大自身實力，甚至成長為區域或全球性大國，成為美國的競爭對手，這是美國所不愿看到的；但是另一方面，當美國霸權衰落、無力獨自維護國際制度的運轉時，這類在現有國際體系中受益的國家，又會充當制度的維護者和推動者，彌補美國因為實力不足而帶來的制度運轉的部分失靈，使國際制度能繼續運轉下去。這種情況常被稱為“制度慣性”，事實上仍是相關國家在推動的。

在美國的實力相對下滑的時候，制度對美國全球地位的作用體現得更為明顯。在美國的所有能力當中，經濟能力是相對衰弱最快的能力。但是，美國對於全球經濟的治理能力並沒有顯著下滑。

究其根本，美國可以通過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全球經濟機制，對其他經濟體及全球經濟施加影響。美國不僅能通過已經創設的經濟機制維護其全球霸主地位，而且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對現有的國際機制加以更新、改進甚至拋棄。

例如，美國認為當前世界貿易組織的某些規則已經不能夠反映美國的意志，並因此無法維護其國家利益的時候，美國就試圖打造新的全球貿易體系和規則。這種調整反映在其最近兩年美國對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關係協議（tpp）及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係協議（ttip）的倡議當中。

限制競爭對手

“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美國在成為世界霸權以來，也積極采取各種手段打壓競爭對手。有第一，就必然有第二，而且作為第一的霸主總是擔心第二會取而代之，對潛在的挑戰者保持警惕和敏感，這就是霸主的邏輯。因此，美國時刻警惕可能的挑戰者，尤其是處於世界第二位置的國家，並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來壓制第二大國家的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首先，美國是按照實力為唯一標準來鎖定第二國家的，不管位居第二的國家是所謂的民主國家，例如日本，還是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比如蘇聯。當第二位國家的實力和美國的位置愈發接近，美國的打壓手段就愈發有力。基本上，當第二國家的國力接近於美國國力的75%左右時，美國就會進入戰略恐慌期，進而自動換擋進入對競爭對手的集中打壓期。

用以打壓的手段是全方位、綜合性的，包含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和意識形態等等。打壓到極致，美國甚至以誘發目標國的國內政治動亂為突破口。並且，這種實力可能是綜合國力，也可能僅僅是某一方面的實力，如經濟實力或軍事實力。即使僅僅在某一方面實力快速增長、接近美國的獨霸地位，也會引起美國的關注和警覺。從橫向來看，美國感知到威脅的“第二國家”並不只是全球性實力第二的國家，也可能是地區性的。

在美國認為對其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地區，如果有任何國家挑戰或威脅到美國在此區域的利益或秩序，美國同樣會對其進行遏制或打擊，如20世紀90年代的伊拉克。此外，美國往往會利用多個戰略三角、頂層制衡、多層次聯合盟友國家的方式打壓第二位國家，借此試圖壓縮挑戰國的國際利益空間和話語空間。

其次，美國所感知到的競爭者和挑戰者並不一定是國家，也可能是國際組織或國際制度、機制。正如前文所述，美國霸權地位的組成很大一部分是其主導的國際制度、組織和機制。所以美國對於來自這方面的挑戰也十分敏感。

在原本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組織或機制中，新興國家或國家聯盟的投票權、影響力上升，美國對組織規則、制度失去原來的主導控制權；或是由其他國家主導新建的國際組織對原有的國際組織產生替代效應，在這兩種情況下，同樣會激發美國打壓競爭對手的機制。

在國際互動中，美國的政治話語權同樣是延伸其政治意圖、打壓競爭對手的重要工具。自冷戰結束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意識形態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獲得了全面勝利。

伴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國際交往不斷增加，美國在向外傳播學術觀點、政治理念、商業文化、媒體評論時，也將其價值觀與意識形態擴散到了全球的各個角落。美國的霸權地位不但源於其客觀存在的實力，同時也來自於其無形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對不同文化背景、生活環境人群的吸引。

這種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潛移默化的傳播，逐漸使得美國在世界政治中獲得了得天獨厚的政治話語權，因為其所需傳播的內容更容易獲得大多數人群的認可與理解。

這也是美國軟實力的重要體現。美國成功通過構建自己主導的世界話語體系，將其所倡導的普世價值、人權、自由等概念轉化為實在的外交手段與籌碼，占據道德高地，對競爭對手形成輿論壓力，激化其社會矛盾，進而瓦解其國內政權穩定的基礎。但是，美國在外交事務中卻奉行“雙重標準”：以“自由民主的燈塔”自居，對盟友侵犯人權、鎮壓人民的行為置之不理，甚至助紂為虐。

可以看出，維護霸權的最基本條件就是靈活的外交手段，美國可以不顧及任何主義或理論，而完全出於對現實的考慮，以任何一種方式開展其外交事務。這些手段中大有難以被其公眾或者國際社會輿論接受的行為，甚至包括國際組織明確反對的，為了國家利益，美國均可冒險嘗試。這些手段為美國維護霸權提供了靈活機動的空間，並為之創造了無限可能。

吸引全球人才

“治國經邦，人才為急。”（孫中山）吸引全球人才，確保美國處於全球人才競爭的絕對優勢地位，掌握文化、知識觀念的話語權，也是美國能夠維持其大國地位的重要因素。蘇珊·斯特蘭奇的結構性權力論中，把知識作為與安全、生產、金融並列的四種結構性權力之一。

知識結構決定什么是知識、怎樣獲取知識、向什么人傳播知識以及如何傳播知識。知識權力的影響是微妙、潛移默化的。

在現代社會，科技發展在社會各方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所以國家的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的競爭。美國深諳此道，於是通過各種手段大力延攬各種人才。與其他競爭國家不同的是，美國的人才延攬是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的，以數十億人口為人才庫。延攬的對象甚至觸及競爭者國內，與競爭者競爭人才。而其競爭者更多的是在本國范圍內選才用才，其人才樣本容量要遠小於美國。

與其他國家相比，美國延攬人才的獨特優勢有三。

其一為移民文化。美國本身就是個年輕的移民社會，在文化上有先天的包容傳統，對外來移民高度包容，使美國成為名副其實的民族大熔爐。這又形成良性循環，不同種族的人都能在此找到歸屬感，更增加了美國對人才的吸引力。

其二為熔爐效應。不管何種移民，一旦進入到美國之后，都會被美國已經存在的民族熔爐效應所影響，自身民族特性或者國家特性會日益減弱，變得更為像美國人，按照美國人的思維行事，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

其三為群聚效應。科技的發展靠人才，反過來，發達的科技文化水平也會吸引人才。美國在高科技、資訊產業等領域處於絕對的優勢地位，占據全球的技術高地，這會對企業和人才形成群聚效應，吸引更多的高新技術企業和人才前來美國安家落戶。

而同時，在社會科學、關於人類社會自身的認識領域，例如民主政治、市場經濟、自由貿易等認識也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外來者，無論其今後是留在美國還是回到各自國家，他們都會成為美國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宣傳者。得益於這三大優勢，美國能夠得天下英才而化之。

綜上所述，正是由於美國國內政治、社會秩序的穩定，穩固強大的經濟實力，重視軍事力量的建設，利用國際制度維護自身地位，積極打壓競爭對手，吸引全球優秀人才，其才能夠維持霸主地位一個多世紀。其間，國際局勢和美國國內情勢不斷變化，各方面的權力各有增減，但總體形成動態變化，相互拱衛。

總體而言，美國的全球性大國地位是穩定的，並不能把某一時期某方面實力的降低作為美國霸權衰落的標志、“霸權的終結”，同樣也不能將某個國家單個實力的短期上升就視為新霸主的崛起。對國際格局和國家地位的考察是綜合性的。

當然，“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本身”，各國較量的國際舞臺更是時刻變化的，世界上沒有永遠的霸主。即使是助其成為霸主的因素，也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成為不利因素。一是超級穩定的社會容易引發停滯，滋生對本國政治制度的超級自信，陷入制度慣性的軌道，喪失對原有制度加以修補的動力。

例如，福山近期面對美國民主政治的弊端，也發出了美國政治制度正在衰敗的悲嘆。美國如果容易陷入一種文明自信，面對具有比較優勢制度的出現和競爭處於劣勢而不覺、不鑒，這將會損害美國的全球性地位。

二是美國式的軍事力量確實能夠在一定時間內，保衛國家利益，對其他挑戰者形成威懾，但過多的軍事開支也會加重國家財政和債務負擔，影響國家經濟健康發展。這一點在金融危機后已經體現得較為明顯。

必須要指出，僅僅對美國成為霸主的成功因素進行分析是一種強者不自覺的維護，是英雄史觀的偏頗觀察。換個角度來說，各個時期不同挑戰國的失誤也是美國得以長期維持霸權的一個因素。

需要明白的是，史上那些曾經對美國地位形成挑戰的國家都失敗了，在某種程度上是各種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美國霸權的長期維持，也應客觀視其為各種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結果。

這並不是要滑向不可知論，而是應正確認識到，美國的霸主地位並沒有過多神奇之處，和中國歷史上的朝代興起和維護如出一轍。國家發展建設並不一定要遵循“美國模式”和“美式道路”，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吸取他者經驗教訓，結合自身特點的發展才是真正好的發展方向。

文章來源：《人民論壇 學術前沿》2015年11月上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