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智庫真的出現了百家爭鳴嗎

2012年，中國共產黨在十八大報告中提出要“發揮思想庫作用”；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提出要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此后，他又在多個公開場合提出這個概念。今年年初，一份《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的頒布似乎更加印證了習近平要發展智庫的決心。

在這股“智庫熱”的浪潮之下，今年4月，“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帶頭成立，目前已經有近60家智庫參與其中，一起對這個戰略開展研究。當然，智庫近兩年在中國熱點議題上的參與遠不止於此，對於一些當今中國熱門的國際及社會議題，如南海爭端、中美關係、城鎮化等問題，也不時地有智庫的研究員撰文發聲。表面上，中國智庫的發展一派欣欣向榮，但智庫建設的繁榮表面下的實際現狀仍須深究。

現今中國國內對智庫的研究並不多，在現有的研究成果中，中國網“智庫中國”版塊總結了一份較為完整的智庫目錄，而社會關注度較高的由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發布的《2014年中國智庫報告》則主要研究“活躍智庫”。因此，我們選取“智庫中國”所列的智庫作為對象，以期更全面地研究中國智庫的現狀。

根據智庫資金來源和行政屬性的不同，智庫可被分為三類：官方智庫，高校智庫和民間智庫。在這些智庫中，官方智庫占據了半壁江山，達到了266個；高校智庫則有136個，占約三成；而民間智庫有60個，占總數的比例不足15%，這其中真正獨立的，非營利，非政府的民間智庫則少之又少，不足一半。

這種局面並非偶然。官方智庫和高校智庫絕大部分有國家的財政撥款，同時承接政府的課題項目，資金充足。而民間智庫則多靠社會資金運營或者發展咨詢等商業運營模式，其中獨立的民間智庫主要靠社會、基金會及企業資助，據不完全統計，有基金會支援的則不到10家。

資金的影響不僅體現在智庫類別上，還體現在其研究領域上。總體上來看，中國智庫的研究領域很廣，涵蓋經濟金融、國際關係、意識形態、能源環境、政策制度、教育文化、司法等12類，甚至更多。在這些領域中，與國計民生息息相關的經濟金融和國際關係領域的國家資金支援較多，中國智庫的研究方向大部分聚集於這兩個領域，對這兩個領域進行研究的智庫分別占到了38%和22%。

而反觀中國社會亟需關注的社保、醫療領域，卻僅占7.5%，從事司法類研究的智庫更是只有不到1%。相比於經濟金融領域，這些領域的資金相對較少。而且，社保、醫療領域常常牽涉到敏感議題，司法領域更是關乎人權及言論環境，在中國相對不開放的言論環境下，這種集中的研究方向的出現也就在所難免。

《今晚報》曾經在一篇關於智庫的報導中說，“在中國智庫的自我評價中，中央領導人的批示無疑是智庫影響力的最佳指標。”這篇報導引述了《北京青年報》報導中的例子，“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高尚全的抽屜里，整齊擺放著38份得到中央領導批示的建議書”。智庫對領導批示的重視，加之國家對“一帶一路”的大量資金投入，以及該議題較低的敏感度，或許就可以解釋為什么本該自主選題、獨立研究的智庫都同時涌向了“一帶一路”的研究。

一個智庫的成功，不但要有資金支援，還要有高質量的研究人員和領導者。在中國的大部分智庫的人員構成中，不難看到現任政府官員的身影，這使得美國智庫的一大典型特點——“旋轉門”機制——在中國的智庫中變得十分罕見。

美國經常看到的情況是，卸任的政府官員到智庫從事研究，而智庫的研究員則可以離開智庫，到政府成為執政者，這意在形成政府與智庫之間廣泛的人際網絡，也因卸任的政府官員對政策制定了解更深，從而能夠做出更有針對性的研究，使智庫能夠更有力地影響決策。然而，在“旋轉門”機制下，這些身份轉換的人只能保留“政府官員”或“智庫研究員”這兩個身份的其中一個，以便智庫能夠保持其研究的獨立性。

但在中國的這四百多個智庫中，絕大部分都有現任政府官員或以領導的身份，或以研究員的身份出現，而即使是在受政府影響相對較小的民間智庫中，也有大約一半有現任官員“坐鎮”，在一些宣稱是“獨立的”、“非營利性”的機構里，也能看到現任政府官員的身影。不可否認，這些政府官員能夠幫助智庫與政府決策部門搭起橋梁，但卻很難說智庫研究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不會相應地受到限制。

根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發布的《2014年全球智庫指數報告》（2014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中國的智庫數量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而且，近兩年，中國的智庫在媒體上的曝光率也日趨增多。從這兩個意義上看，中國智庫的發展似乎生機勃勃，然而，在2012年“十八大”報告發布后成立的真正意義上的智庫其實並不多。

上海社科院智庫研究中心的《2014年中國智庫報告》指出，中國的“活躍智庫”有相當一部分都是在1977年以前建成；而我們的研究數據也顯示，所謂“活躍智庫”中，混雜了各種咨詢機構和媒體的評論專欄，他們本來只是資訊的聚集地，可是現在卻也都冠上了“智庫”的名頭。

前不久，中國股市大跌，針對本次“股災”的評論文章立刻就成了一些智庫網站的重點推薦，這些文章往往篇幅不長，且沒有嚴密的數據支援，也不是經過長時間嚴謹的研究而得出的結論，更接近於普通媒體上的專欄文章。這還有一些智庫日常是發布對其他智庫的研究成果的匯編，而少有發布該機構原創的研究成果，顯然，這些“智庫”想要成為真正的智庫，應該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雖然筆者采用其他資料來源的樣本會並不夠全面，但在涵蓋了目前國內的大部分智庫樣本的情況下，所得到的結果可以看出一定的問題。在沒有很多真正意義上的新生智庫出現時，智庫受限的獨立性也讓一些智庫研究成果的質量不如人意。

主持《2014年全球智庫指數報告》的詹姆斯•麥甘（james mcgann）博士認為，適合智庫發展的環境應該是一個能夠給予獨立智庫充分發展的環境，一個鼓勵不同來源的資金和獨立委員會的環境。然而，觀察中國智庫的現狀，我們距離這樣的智庫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所以，我們很難斷定中國智庫迎來了百花齊放的春天。（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實習編輯 孟子宜、葉宇岸 采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