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位土耳其與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關系

文|昝濤，盤古智庫學術委員，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原文首發於圖書評論第九期

去年底，我在華東師范大學參加了一個中俄兩國青年學者的培訓班，其間，讓我講了一個題目，叫“土耳其與歐亞主義”。確切說，“歐亞主義”這個概念與土耳其的關係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走進我的視野的。不過，當時我主要還是從“新奧斯曼主義”與“泛突厥主義”這兩個角度來講土耳其的國家定位，認為“新奧斯曼主義”是當代土耳其對外戰略的支柱之一；對所謂的“歐亞主義”只能說是有一些模糊的感覺。近來，受到“絲綢之路經濟帶”這個時代命題的刺激，我又重新將原來的“命題作文”翻檢出來，希望能夠從某種思想史的角度，再做一番思考。

一、引子：近世土耳其人的東方游記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有一些奧斯曼-土耳其人來到了東亞，尤其是對日本、中國進行了訪問，並且留下了一些游記類 的文字。除了記述當地的風土人情，這些日記文字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揭示出當時的土耳其的穆斯林如何看待東亞。簡單來說就是，當時的奧斯曼-土耳其人非常贊賞日本，同時非常鄙視中國。

奧斯曼-土耳其人贊賞日本的原因很簡單。一是他們了解到也看到日本人實現了國家的進步（也就是后世所說的現代化）和強大，日本甚至打敗了曾經強大的中國（1894）和一直強大的俄國（1905）；二是日本人非常地文明化，尤其是很講究衛生，為人彬彬有禮，非常講究生活的細節；三是日本人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並沒有丟掉自身的傳統，不管是在服飾還是習俗方面，日本熱仍然珍視自身的傳統。這幾個原因，使得奧斯曼-土耳其人不僅非常地羨慕日本人，而且從穆斯林的立場進行了闡發。

當時，初步認識了日本的奧斯曼-土耳其人進一步斷言，日本潛在地是一個真正的、理想的穆斯林民族與國度。日本人的文明化、進步與對自身傳統的珍視，正是穆斯林應該做而沒有完全做好的事情，而沒有信奉伊斯蘭教的日本人反而做到了。由此，在他們看來，日本要變成一個真正的穆斯林國家並不難，因為它的種種美好的方面已經潛在地是一個穆斯林民族了，后面的事情就只是一個名義和時間的問題了。這些奧斯曼-土耳其人希望日本人能夠接受伊斯蘭教。

對當時的奧斯曼-土耳其人來說，他們之所以如此看重日本，除了認識到它的先進、強大與文明之外，更重要的是奧斯曼-土耳其人把日本視為黃種人的驕傲，視為東方人和亞洲人的驕傲。同樣面臨列強壓力，同樣在追求現代化的奧斯曼-土耳其人，盡管對自身問題的認識非常深刻，但是，並沒有實現日本那樣的進步，尤其是感覺到帝國的問題重重，要達到日本的高度，不是一時半會兒可以實現的。但是，作為自我定位在亞洲和東方的奧斯曼-土耳其人，他們在當時有一個強烈的群體意識，那就是，東方人的落后與西方的進步，使得東方民族普遍地處於水深火熱的危機之中，東方人面臨失敗和滅亡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東方人必須團結起來。這種團結，最初是一種泛伊斯蘭主義的主張，即團結起所有的穆斯林來，進行聖戰，對抗西方殖民/帝國主義。幾乎與此同時，他們發現了日本，就順勢把日本當成了東方人的領袖，認為，只有日本有能力帶領東方人走向進步並戰勝西方人。當時持這種想法的中國人也是有的。

關於中國，這些奧斯曼-土耳其人也有很多記載和斷言。但普遍的感受是，中國大而虛弱，中國人多而散漫，沒有法治，尤其是中國人非常臟，不講究個人衛生，卑瑣又不懂禮貌。這些都與日本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土耳其的旅行者在自己的記述中，對中國他們沒有看到希望。

上推一百年，日本人和作為外來觀察者的土耳其人有一個共同認知，那就是東西方是不一樣的，日本人是東方人的希望所在。他們認為，只有日本才具有拯救東方的能力。在土耳其人的觀察里，日本的這種能力不是基於它的特殊性，而是基於它的普世性，這種普世性不僅僅是用通俗的標準來看的，而且是基於伊斯蘭標準來看的，伊斯蘭標準不是一個特殊性的標準，而是一個普世的標準。在這個普世的標準所衡量下的日本，仍然是先進的，所以才是有希望的。

奧斯曼-土耳其人對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日本的觀察，滲透著對東方民族命運的深切關懷和自我觀照。這個意識在西方占主導的世界現代史上，成為東方民族的普遍憂思，至今仍然如此。這就是東方民族主義的內在困境：既要實現現代化（模仿西方），又要建構自身的認同。這兩者是有困境的，實現現代化必然就意味著去承認西方的先進，要去學習和模仿西方，但是建構自身的認同，又要求自己與西方不一樣，而且害怕失去自我，必須有一個獨特的自我。這樣，問題就來了：一個模仿西方的東方民族還能夠是它自己嗎？

二、作為一個概念的“歐亞主義”

最初接觸歐亞主義這個概念，還是多年前在翻譯一篇與蘇聯/俄羅斯發展有關的文章的時候，“歐亞主義”（英語：eurasia；俄語：evrazia；土耳其語：avrasya）是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現在蘇俄的，在蘇聯解體后得到復活，所謂“新歐亞主義”的代表就是俄羅斯人亞歷山大·杜金（aleksandrdugin）。“歐亞主義”這個概念，學術界一般是將其與俄國的文明/國家定位聯系起來看的，俄羅斯這個國家的身份/認同一向存在“西方的vs斯拉夫”之爭。說到底，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個東方民族主義的內在困境在俄羅斯的表現形式罷了。

“西方的vs斯拉夫”這個爭論可以追溯到17世紀，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出現了“西方化”與“斯拉夫主義”的分歧。這個分歧發展到19與20世紀的時候，就逐漸成了“大西洋(600558,股吧)主義”與“歐亞主義”之爭。大西洋主義者（atlanticists）認為俄羅斯應該認同西歐與美國陣營，而歐亞主義者（eurasianists）強調的是東歐與中亞對俄羅斯發展的重要性。具體來說，在1945-1990年間，所謂的大西洋主義者認同的是西歐或美國，而在1990年以后，大西洋主義者已經不再區分西歐或美國，而統一地將其視為一個“西方”。關於俄羅斯的這個身份/認同的內在矛盾，已經有很多學者談過，其中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也談得比較詳細。

三、追求現代化的土耳其

對土耳其這個國家來說，問題是有相似性的。不過，歐亞主義這個詞是在冷戰后逐漸傳播開來的，迄今在土耳其的影響也不是特別大。要講清楚土耳其的這個故事，還需要插播另一段政治思想史的內容。

一般的中國讀者都直到土耳其國父凱末爾·阿塔圖爾克（kemalataturk）領導的革命和激進的西方化改革，不過，對於凱末爾時代的土耳其人來說西方化主要還是體現在內政上，外交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土耳其共和國一直奉行的是某種孤立主義的政策。至少從奧斯曼帝國晚期開始，在土耳其就出現過關於國家發展的不同思潮，整體而言，占據主流的都是支援現代化或變革的，都意識到再不搞改革國家就不行了。不過，在改革的思路上又存在較大差異，可以大致分成“部分西化派”、“伊斯蘭現代主義”、“全盤西化派”。

“部分西化派”是早期的改革主義者，類似中國的洋務派，他們相信西方的優越性，但是無力挑戰國內的既有體制，最終形成的是一種本土和西方並存的“雙元結構”；“伊斯蘭現代主義者”在思想上更為成熟和深刻，他們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體”/“用”二元論者，而是堅信西方的那些優越性從伊斯蘭傳統中都能找到依據，從而在總體上支援現代化，但不相信西方的價值優越論，認為伊斯蘭與現代化不矛盾；全盤西化論者以青年土耳其黨人（早期的凱末爾主義者也是青年土耳其黨人的一部分）為代表，他們將傳統視為進步的障礙，意欲以一種秋風掃落葉的狂飆突進方式將土耳其提升到歐洲文明的高度，與伊斯蘭現代主義者不同的是，青年土耳其黨人沒有心思嚴肅謹慎地自身的伊斯蘭傳統。

從國家對外戰略的角度來說，20世紀初的土耳其還迷茫在西方化、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交織的復雜選項中。泛伊斯蘭主義號召全世界穆斯林團結起來，在哈里發的領導下反對西方殖民主義；泛突厥主義意識到中東地區穆斯林不同民族之間的差異和離心離德，把注意力轉到內陸歐亞地區廣大講突厥語的不同民族身上，夢想著將這些人團結起來，復興或建立一個所謂的突厥帝國，最早傳播這種想法的是俄羅斯統治下的韃靼知識分子，他們有一些人后來移民到了土耳其，對泛突厥主義在土耳其的傳播產生了巨大影響。不過，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泛突厥主義無論是在中亞、伏爾加河流域、克里米亞，還是在土耳其，都失敗了。最終，幾經起落，它在當下的表現形式主要有：一種文化民族主義的情結；少數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幻想；土耳其對內陸歐亞地區的政策的某種精神內核，卻又不得不去加以掩飾。

四、“無所適從”的國家？

在亨廷頓關於文明衝突理論的闡述中，他重點提到了俄羅斯、土耳其與墨西哥，說它們屬於典型的“無所適從”的國家。“在從事這項事業（指現代化——引者）和拋棄伊斯蘭的歷史時，基馬爾（今譯凱末爾）使土耳其成了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一個在其宗教、遺產、習俗和體制方面是伊斯蘭的社會，但是其統治精英卻決心使它成為現代的、西方的和與西方一致的。”對於俄羅斯而言，重要的問題是自己到底該在歐亞認同還是西方認同之間做出選擇 。

在亨廷頓看來，土耳其、俄羅斯這樣的國家，在整體上可以看做是一個內部具有文明一致性的實體，也就是說，俄羅斯是東正教文明，土耳其是伊斯蘭文明，在它們的內部，並不存在明顯的、他那種文明圈意義上的斷裂。但在對外的地緣和文明定位上，就面臨“無所適從”。

五、從泛突厥主義到歐亞主義

1923-1945年的土耳其是孤立主義階段。1945-1990年的冷戰時期是土耳其一邊倒向西方陣營；冷戰末期以來，土耳其面臨重新建立國家定位的問題，主要是世界格局和地區形勢的改變，使土耳其失去了原有的戰略地位，它必須重新尋求一個新的國家戰略。

冷戰后，土耳其重新尋求國家定位的過程充滿了矛盾性。由於中亞和高加索地區出現了很多新的獨立主權國家，這些國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將突厥語的，也是信奉伊斯蘭教的。在上個世紀90年代前半葉，土耳其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可以復活泛突厥主義的夢想，建立一個從伊斯坦布爾到中國的突厥語國家聯盟。土耳其的總統厄扎爾、德米雷爾都曾致力於此，不過，他們很快就發現，中亞國家對土耳其的泛突厥主義企圖抱有很深的疑慮，這些國家對土耳其要在蘇聯之后做“大哥”的想法很是反感，尤其是像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的反對態度更為明確。這使得土耳其不得不收縮其戰略圖謀，尤其是盡力避免在政治上和國家間關係上過多使用“突厥元素”。更主要地是把突厥元素注入到文化、教育、民間交往等軟性領域，當然，它的這種做法在中亞國家民間還是取得了良好效果的。

在上述規則調整的過程中，俄羅斯的“新歐亞主義”運動的代表杜金“瞄上”了土耳其，並將其運動和思想輸出到土耳其，並在近十年間吸引了不少土耳其的學者、知識分子、媒體人士、政黨領袖、非政府組織的興趣，甚至在軍方也有其擁躉。

杜金針對土耳其的歐亞主義宣傳主要是強調建立土耳其與俄羅斯的親善關係，形成在歐亞地區的互補與互助，建立所謂的“土俄軸心”。歐亞主義對於土耳其的政治精英來說，現在是作為泛突厥主義的替代物來使用的，因為，以土耳其只是作為一個地區性國家的實力來說，它能夠發揮影響力的主要還是講突厥語的不同國家。以歐亞主義這個區域概念代替泛突厥主義這個令多方不安的提法似乎更好，也能更好地服務於土耳其的國家利益。

六、土耳其與絲綢之路經濟帶

土耳其現在是世界第16大經濟體，是g20的重要成員國北約成員國中陸軍實力僅次於美國的國家，也是綜合實力最強的穆斯林國家。土耳其有一個百年夢想，就是在經濟實力上能夠在建國一百周年的時候（2023）進入世界前十名。當前它國內政局不穩，地區外交也陷入困境，經濟也顯著放緩，面臨多種困難與挑戰。

對於內陸歐亞地區（centraleurasia），土耳其的戰略主要還是立足於擴大市場份額，將自身打造成為這個地區豐富能源的轉運頻道國家，同時利用語言、宗教、種族、歷史等方面的軟實力擴大自己的影響，對於后者，應該注意居蘭（fetullahgulen）運動在中亞的活動，正是結合了伊斯蘭與突厥的典范。

在中國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后，從新疆往西一直到伊斯坦布爾的這片廣闊區域，土耳其也是一個重要且特殊的“玩兒家”。最近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訪華，兩國領導人在會晤期間多次提到要將中國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與土耳其的“中間走廊”計劃相對接，將中國的倡議與土耳其的全方位發展計劃相對接。根據筆者接觸的有限資料來看，土耳其近年來提出的“中間走廊”（ortakoridor），是一個連接亞洲和歐洲的交通網絡（ulasimagini），覆蓋的范圍是從土耳其、阿塞拜疆經里海（hazardenizi）一直到中亞和中國。

同為新興經濟體，同為g20的重要國家，一個是世界性大國，一個是區域性強國，共同經歷過百余年來的痛與淚，走到今天都殊為不易。習主席講話中尤其強調了對兩國關係對於發展中國家的意義。回看本文開頭提到的百年前的土耳其人觀感。讓我不禁想到毛主席的一句詞：“夏日消融，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

【本文系盤古智庫“土耳其與中亞研究系列課題”的階段性成果，為了閱讀的通暢性，發表時刪去了有關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