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盤大棋：中國大時代經濟變革的隱秘真相

書名：《一盤大棋？》

作者：[英] 羅思義（John Ross）

出版社：江蘇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6年4月

內容簡介

作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首位外籍高級研究員，已潛心研究中國社會30余年的英國前高官羅思義，跳出中國人的習慣性思維，以外國人視角分析中國經濟成就達成的各項因素，多角度對比分析中國經濟與世界其他經濟發展強國特別是美國的發展指數，解析中美經濟之興衰成敗，全方位展示出中國經濟在地緣政治競爭加劇時代的未來經濟走向。

全書主要分為四個部分：中國創造的經濟與社會奇跡；為何中國經濟發展如此之快；美國經濟先崛起後放緩的原因及中國經濟制度的優越性；有可能阻礙中國經濟實現繁榮的不利因素。四個部分環環相扣，對中國經濟的趨勢做出最清晰的討論，帶領讀者一同透視中國大時代經濟變革的隱秘真相。

作者簡介

[英]羅思義（John Ross）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英國倫敦經濟與商業政策署前署長，世界百強企業顧問。

自1992年起，羅思義先生撰寫了200余篇關於中國經濟及其與世界經濟關系方面的文章，出版語言有英文、中文、西班牙文與俄文。

那些曾被騙自殺的國家

美國不可能從根本上擾亂國際勞動分工，因為這也會對其本國經濟造成破壞性後果，類似的限制性手段也不足以確保其他經濟體削減投資規模，從而消除它們相對於美國的優勢。因此，誘導他國經濟自殺就長期性地成為美國阻滯其他經濟體發展的最重要的政策手段。

迫使西德和日本削減其投資規模

20世紀初，美國的投資程度在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是最高的，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投資程度遠高於美國的市場經濟體開始出現，最初是西德和日本，後來又出現了眾多國家。鑒於這些國家當中，投資在其經濟總量中所占的比重都超過美國，因而其經濟增長速度也高於美國。在這種情況下，要保持超過競爭對手的經濟增長率，進而保持其在經濟領域的主導地位，美國的政策只能在以下兩個選項中選擇一個：

提高美國自身的固定資產投資水平。這就要求對美國的經濟結構進行重組，並進行必要的社會和政治變革，但正如第18章所示，美國並沒有進行這樣的重組和變革。

迫使其他經濟體將其投資程度降低到美國水平。由於美國的投資程度和經濟增長速度並沒有提高，因此，迫使其競爭對手降低投資程度就成為美國阻滯他國經濟增長和保持自身主導地位的必要手段。

正如前文所述，在美國的強迫性措施下，這些經濟體的固定資產投資水平從巔峰急劇下降。具體來說，西德1964年的固定資產投資相當於本國GDP的26.6%，日本1970年的固定資產投資相當於本國GDP的35.5%，後來均降低到相當於美國固定投資在本國GDP中所占的比重，即20%左右，詳見圖21-1。鑒於固定資產投資在經濟增長中所起的關鍵作用，西德和日本固定資產投資在本國GDP中所占的比重急劇下降，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它們的經濟增長速度急劇下降。由此可以看出，美國競爭地位的恢復並不是因為本國經濟增長加快，而是因為其他國家經濟增長變慢；經濟增長率的下降最初發生在西德和日本，後來又發生在「亞洲四小龍」經濟體。因此，迫使競爭對手降低固定資產投資程度已成為美國保持其主導地位的主要手段。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

美國於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挫敗了西德和日本的競爭後，20世紀80年代又面臨着來自「亞洲四小龍」和東亞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的競爭，這些經濟體的固定資產投資程度和經濟增長速度均高於美國，但它們規模較小，對美國的競爭威脅遠遠低於西德和日本。盡管如此，從這些經濟體的興衰中也可以看出美國阻滯其競爭對手經濟增長所采用的手段，進而看出美國保守主義反對中國所采取的手段。

亞洲四小龍」的固定資產投資程度均高於西德和日本，如，新加坡的固定資產投資在本國GDP中的比重於1984年達到46.2%，韓國於1991年達到38.9%，這分別是其達到的最高水平；高度的固定資產投資促成了經濟的高速增長，新加坡1984年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為8.5%，韓國1991年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為9.7%。

但是，東亞一些主要發展中經濟體在國內儲蓄方面的宏觀經濟基礎不夠強大，不足以支撐如此高度的固定資產投資。到1997年，泰國和韓國的國內儲蓄仍不能為其固定資產投資提供足夠的資金，它們只得從境外籌集固定資產投資所需的資金，甚至包括短期銀行貸款。1996年，全年共有1100億美元流入亞洲，主要是銀行間同業拆借貸款，而不是股權投資或其他形式的外商直接投資。

為方便境外短期資本流入，東亞一些發展中經濟體在有關方面誘導下放開了其國際資本賬戶，這意味着取消境外資本控制措施；而對境外資本控制措施的取消致使東亞發展中經濟體在1997年發生大量資金外流，造成了當年災難性的亞洲金融危機。正如諾貝爾獎獲得者、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言：急劇的金融和資本市場自由化很可能是這場危機的主要原因。

美國1971年前後處心積慮的單邊行動直接阻滯了西德和日本的經濟發展，但人們對美國是否故意加速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到來，以阻滯「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一旦發生危機，美國一定會支持導致危機惡化的政策，反對旨在減輕危機的舉措，特別是，美國強烈反對日本關於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以提供應對這場危機所需資金的提議。

就目前而言，沒有必要判斷美國政府在這場亞洲金融危機中所采取政策的主觀意圖，但一定要認識到，亞洲發展中經濟體在這場危機中的境遇與西德和日本曾經經歷的境遇並沒有什麼不同。經歷這場危機後，遭受重創的亞洲諸經濟體固定資產投資急劇下降並長期處於較低水平，其經濟增長速度也大為下降。請看下列准確數據：

在1990—2013年期間，韓國固定資產投資在本國GDP中所占的比重從34.6%下降到29.7%，馬來西亞固定資產投資在本國GDP中所占的比重從42.5%下降到26.9%，泰國固定資產投資在本國GDP中所占的比重從41.1%下降到27.7%，新加坡固定資產投資在本國GDP中所占的比重從37.9%下降到25.9%。

在固定資產投資下降的影響下，從1990年到2013年，韓國的GDP年均增長率從7.4%下降到3.2%，新加坡GDP年均增長率從8.8%下降到5.3%，泰國GDP年均增長率從8.1%下降到2.9%，馬來西亞GDP年均增長率從9.6%下降到4.2%。以上數值均為五年移動平均值。

無論美國是否故意引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也無論美國在施加於本地區的解決方案中持有的主觀意圖是什麼，最後結果是明確的。正如經濟理論所預測並被西德和日本的經歷證實的那樣，這場亞洲金融危機再次表明：只要迫使一個國家降低其固定資產投資，這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就必然降低。因此，迫使他國降低固定資產投資就成為美國新保守主義阻滯他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政策手段。

謀殺抑或自殺

現在探討美國的對華政策。在這方面，中國與西德、日本或「亞洲四小龍」截然不同。在美國成功地迫使西德和日本降低固定資產投資程度方面，美國對兩個國家施加的旨在迫使它們提高匯率的壓力起了決定性作用。在美國的壓力下，西德和日本被迫對其貨幣重估，從而降低了本國企業的競爭能力、盈利能力和固定資產投資水平；更有甚者，如果經濟增長滯緩導致巨額預算赤字，儲蓄水平將會進一步降低，日本就曾發生這種情況。美國是西德和日本的軍事保護者，因此美國能夠對這兩個國家施加壓力，迫使它們對其貨幣重估——這一事實在《布萊辛信件》（BlessingLetter）中暴露無遺。而中國的情況就不同了：盡管美國在相當長時間內不斷勸說中國對人民幣重估，但中國在軍事上並不依賴美國，因此美國不能像對待西德和日本那樣對中國采取同樣的政治軍事手段，以迫使中國進行同等規模的貨幣重估。

從量化角度看，中國經濟的生產率不斷增長意味着人民幣匯率每年都會有所上升，而人民幣幣值的逐漸上調有助於中國以更低廉的人民幣價格購買進口產品，因此，只要人民幣匯率上調速度控制在出口商保持其競爭力的范圍內，人民幣匯率上調對中國就是有利的。因此，中國允許人民幣逐漸升值，但升值速度必須在中國企業能夠吸收的范圍內；自2005年以來，人民幣年均升值在4%以下，其累計升值幅度遠遠低於1971年後最終形成的日元對美元300%的升值幅度。由此可以看出，美國對中國施加壓力，迫使中國大幅度提高人民幣匯率的企圖並沒有取得成功。再者，中國也並沒有像「亞洲四小龍」中的某些國家那樣，依賴境外資本流入為本國固定資產投資提供資金，恰恰相反，中國始終保持收支盈余，這意味着中國的國內儲蓄總額超過國內投資總額。除此之外，即使美國新保守主義者也不主張將戰爭作為對抗中國的手段；美國曾對伊拉克或阿富汗動武，在更早的時候也曾對越南動武，但中國實在太過強大，足以迫使美國放棄動武的企圖。

能否誘導中國自殺

上述諸多因素的結合導致在經濟領域產生了令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深感威脅的地緣政治格局，即中國的民族復興和中國的崛起已發展到任何外界力量都無法阻止的程度。盡管美國在軍事上仍然強於中國，但中國擁有足夠的力量，使得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既不能主張以戰爭手段對付中國，也不能像對待日本、西德或「亞洲四小龍」那樣，以同樣的經濟手段對付中國。用前些時候曾使用過的比喻性說法就是，這正是任何外界力量都無法「殺害」中國的原因；在這種情況下，戰勝中國的唯一途徑是誘導中國減緩或停止其經濟崛起，除此別無他途。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並沒有放棄：既然不可能「殺害」中國，或許可在外界的幫助下誘導中國實施「經濟自殺」？

經濟自殺

從表面上看，誘導中國這樣的大國實施「經濟自殺」是一個荒謬的念頭，但歷史表明，只要國際和國內勢力勾結起來，形成某種同盟，這並不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實上，美國對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強大的對手蘇聯就采取了這一手段並取得了成功。在20世紀80年代末至20世紀90年代初，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成功地誘導蘇聯不要仿效中國進行經濟改革，而是采取以國有企業全盤私有化為導向的政策（盡管當時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初見成效，中國已成為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這種以國有企業全盤私有化為導向的政策是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西方經濟機構為俄羅斯和蘇聯量身定做的經濟政策方案。

後來的事實表明，俄羅斯20世紀90年代推行的以國有企業全盤私有化為導向的政策造成了巨大的經濟災難，但即便在當時，也完全可以預見到這一點。我和其他一些人當時就試圖勸說俄羅斯當局學習中國，讀者不妨翻閱我在1992年4月發表的論文《中國的經濟改革為何成功，而在俄羅斯和東歐怎麼會落敗？》和我當時撰寫的其他文章。從這些文章發表的時間可以看出，我對中國經濟改革優越性的分析和追隨、對美國必將導致災難性後果的警告並非「事後諸葛亮」。我在當時就准確預見到俄羅斯倡導的經濟政策必將導致的後果。

俄羅斯總統普京對俄羅斯和蘇聯所發生事件的評價是「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那些試圖勸導中國采取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應當從中吸取深刻的教訓。是否符合事實是判斷經濟政策優劣得失的最終依據，因此，這里有必要詳盡追述當時發生的情況。

俄羅斯的災難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其他機構在20世紀90年代勸導俄羅斯時提出的理論依據是俄羅斯應采取基於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新戰略。具體地說，這一理論依據是：俄羅斯的企業是國有的，因而它們面臨的是「軟預算約束」，也就是說，它們能夠取得國家補貼，因而缺乏促使它們提高效率的激勵因素。因此，應對這些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使其接受「硬預算約束」，這樣就可以提高效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促進經濟繁榮。為進一步確保「資本有效配置」，就應取消對國際資本的控制措施，使投資在國際范圍內自由流動，以便取得最佳回報率，據稱這種做法能進一步提高資本配置效率。

上述觀點在理論上是錯誤的。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樣，固定資產投資水平和勞動投入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的重要性都超過全要素生產率。再者，隨着經濟發展程度的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的作用越來越小；而1991年的蘇聯已經不再是一個貧窮的國家，以全球標准衡量，這時的蘇聯已經是一個中等收入的經濟體，在這種情況下，全要素生產率的任何增長都遠遠不能抵消因國有企業私有化和喪失國家支持而導致的固定資產投資崩潰所造成的惡果。與事實一致的是，從蘇聯崩潰前夕的1991年到1998年，俄羅斯的固定資產投資下降了81%，這一下降幅度甚至超過美國大蕭條時期；固定資產投資急劇下降必然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急劇下降，俄羅斯同期GDP下降了41%，這一下降幅度也超過美國大蕭條時期——詳見圖21-4。俄羅斯所發生的事件是至少自工業革命以來和平時期最大的經濟崩潰事件，這不僅是一場經濟災難，更是一場國家災難。

上述變動趨勢是完全可以預見到的。我早在1991年10月就預見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倡導的政策必將導致災難性的後果，現將原文摘錄如下：

（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蘇聯經濟研究》）的核心部分是「對中期經濟前景的評估」。這一部分的主要建議可歸結為它僅僅詳盡闡述了蘇聯經濟的兩個行業，即能源和農業……

與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僅有關於能源和農業的「中期」建議，而沒有就蘇聯制造業給出任何建議。該報告反而聲稱，蘇聯的制造業貿易水平「極低」，並據此推演道：「事實上不可能判斷……蘇聯經濟在工業領域的基礎性比較優勢。」因此，「集中於增加能源和原材料出口不失為一種較為有效的方式」。

我當時就預見到：

可以預見……工業生產將會崩潰。在該報告的計算機模擬情形下，「放開價格後……產出……急劇下降……預計工業產出將在這次激進變革的第一年下降20%，全部產出（GDP）下降10%左右。」

隨着能源與農業出口飛速增長和工業漸趨崩潰，有人提出，蘇聯正經歷着一場規模巨大的反工業化浪潮，最終成為一個能源和農產品(000061,股吧)供應國……

自然，這個目標不會說得那麼直白，因為這會導致猛烈的抵制，但數據表明，這是一個再明確不過的事實。

作為一個比較，我當時就已指出：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東歐、拉美和非洲提出的「穩定化」建議總是聲稱，經濟崩潰後隨之而來的是經濟恢復，但事實表明，這些建議總是低估經濟崩潰的規模和程度，而其預期的經濟恢復則遙遙無期。

因此，西方機構已經承認它們對未來的估計是過於樂觀了……但至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提議東歐主要國家仍將是以制造/服務業為基礎的經濟體，而蘇聯僅被視為原材料供應國，其地位比東歐國家還要糟糕得多。

關於俄羅斯在經歷這一歷程後出現的經濟格局，我當時就預見到下列情況，後來發生的事實絲毫不差地印證了我的預見：

至於那些有可能從這樣一個計劃中受益的國家……鑒於蘇聯人對目前事態的明顯……精確的評估，該報告預見到「公共關系」方面的巨大問題：「蘇聯人普遍認為，那些在企業中取得經濟權力並在此過程中取得國有資產所有權的人們中，有許多人是利用其級別和內部信息謀取現實利益的『權貴階層』成員。另一個普遍觀點是新興企業家中的許多人是曾混跡於黑市商人和投機商人中的犯罪分子。這種負面的公共形象有可能造成嚴重的後果……」

因此，該報告斷言：「這個激進計劃的主要問題……是是否有可能就怎樣實施該計劃達成充分的政治共識。」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觀點是，蘇聯應實行去工業化，使自身成為原材料供應國。

後來發生的結果完全印證了我最初的預見。在這場史無前例的經濟大崩潰中，俄羅斯男性預期壽命一度下降了6歲，分裂主義摧毀了蘇聯。蘇聯崩潰前，俄羅斯領導着一個擁有2.88億人的龐大國家；而蘇聯崩潰後，俄羅斯僅擁有1.43億人。諾貝爾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精辟地總結了這一後果：

這場大破壞（指GDP損失）超過了俄羅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到的破壞。在1940—1946年期間，蘇聯的工業生產下降了24%；而在1990—1999年期間，俄羅斯的工業生產下降了近60%。

最後出現的結果，正如斯蒂格利茨所描述的那樣，完全印證了我事前做出的分析：俄羅斯從一個曾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工業巨人很快便淪為一個自然資源出口國。

這場地緣政治災難所造成的惡果是多方面的，不僅從經濟上體現在俄羅斯從一個強大的工業國淪為主要生產原料的國家，還體現在因這場地緣政治災難導致的一系列戰爭，如車臣戰爭、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之間的戰爭、格魯吉亞與俄羅斯之間的戰爭、烏克蘭內戰。上述事件並不是不能提前預見的，我當時撰寫的一系列文章就充分預見到這些事件。在蘇聯上演的一幕幕災難性事件與中國迅速的經濟增長形成了鮮明對比。